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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 |
本期主题：能源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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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主题：能源安全
世界能源供需变化趋势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及其对策
目前全球经济增长出现了减缓迹象，但仍处于较高的增速区间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今年10月份预测，2007年和2008年，全球经济将分别增长5.2%和4.8%，中国将分别增长11.5%和10.0%。受全球经济高增长的影响，全球能源需求仍将保持较快增长。预计到2030年，世界能源需求与CO2排放将增加60%左右，与1994年相比，目前全球石油消费已增加了20%，未来世界石油需求将以年均1.6%的速度增长。
当前，国际原油价格已经接近100美元/桶，并将维持在较高价位。化石能源生产风险上升，可再生能源的比重将稳步增加。世界能源供需形势的变化给我国的能源安全带来了更多挑战。
国际能源贸易高度集中和垄断，未来中东约占世界石油贸易的70%。由于世界能源资源分布极不均衡的特点，形成了生产和消费严重分离的现实，致使国际能源贸易高度集中和垄断。因此，国际油气贸易流往往被认为是地缘政治的风向标。2002年世界石油出口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俄罗斯和南美，分别占世界净出口总量的54.84%、16.12%、12.91%和9.68%。虽然2003年美伊战争的爆发，使中东的局势动荡不安，但是中东依然是世界最主要的石油出口地区，2006年中东石油净出口约占世界的49.58%，俄罗斯石油出口增长较快，约占17.48%，非洲约占17.03%。预计2030年世界石油出口仍主要集中在中东、非洲和俄罗斯，分别约占世界净出口总量的69.23%、12.31%和12.31%。因此，世界石油贸易变化趋势表明，作为世界油库的中东，其地位会越来越重要，占全球油气贸易的份额会越来越高，但非洲和俄罗斯在未来的石油贸易中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主要能源消费国加快实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战略，以降低能源供应风险。针对油价高企，各国政府努力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以保证能源供给的安全稳定、结构合理，增强能源自给能力，缓和能源供应风险。美国西部的部分州政府计划在未来10~20年内将可再生能源发电占其总发电量的比例提高到10%；欧盟2007年初提出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比重达到20%，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到全部发电量的30%；印度在2005年宣布2030年以前，将可再生能源占发电总量的比例从5%提升至25%。国际能源机构预计，到2030年，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使用量的比例将达10%。
跨国能源公司也纷纷加大可再生能源投入，向综合型能源企业转变，壳牌自2000年以来在可再生能源方面已投资了10亿美元，巴西石油公司2007~2011年间在可再生燃料方面的投资将超过3亿美元。
主要能源出口国实施产能扩张战略，能源进口国采取来源多元化策略。近年来，以俄罗斯为首的非OPEC国家油气生产能力增长迅速，油气行业投资规模进一步扩大，旨在增强其对国际能源市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2003年俄罗斯政府正式出台了《2020年前俄罗斯能源战略纲要》，旨在加强对本国能源资源的控制，外国投资者对其能源部门的投资将受限制。中亚里海地区也把扩大能源出口作为振兴国家经济的重要战略。
主要能源进口国已经开始实施能源进口多元化策略。美国2006年原油进口的多元化指数比2001年下降了7.58%，日本2006年原油进口的多元化指数比2001下降了1.46%，多元化指数的下降意味着这些国家进口多元化程度的提高。
OECD国家通过能源贸易满足国内部分需求，促进其产业结构优化。随着经济全球化的逐步深入，全球能源市场之间的相互作用也日益显著。经济转型及发展中国家对于能源产业的投资，除了满足自身需求之外，也为OECD国家输出能源。OECD国家通过能源贸易降低了本地区对能源产业的投资需求，同时保护了国内资源，减少了能源生产对当地环境造成的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量，客观上对这些国家的产业结构优化起到了促进作用。
全球能源投资需求快速增长，勘探在油气上游投资中所占份额下降。据IEA预测，到2030年，全球范围内对能源的投资平均每年将达5500亿美元，中东国家未来25年对能源的总投资将超过1万亿美元。欧洲为了满足能源需求和更换老化的设施，未来20年需要超过1万亿欧元的投资。有关调查表明，2006年油气企业在全球各地的勘探和生产支出比2005年平均提高14.7%。2000~2005年间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油气上游投资被用来开发和维护正在生产的油气项目，新油气田的开发投资也在不断增长，而勘探投资额变化不大。所以，在整个油气上游投资中，勘探所占的相对份额是不断减少的。
油价持续高位助推物价上涨，石油战略储备补仓面临巨大挑战。通过我们的研究估算，2004~2006年油价持续高位使我国实际GDP增长率分别下降了0.6、0.9和0.4个百分点；造成CPI分别上涨了0.33、0.57和0.31个百分点；导致农村居民福利水平下降了0.51%、0.75%和0.34%，城镇居民福利水平下降了0.37%、0.60%和0.28%，而且高油价对农村居民的影响大于城镇居民。另外，油价的持续高位，使我国战略石油储备补仓面临巨大的挑战。
我国石油进口风险较大，天然气进口对能源安全影响相对较小。未来中东的贸易份额会越来越高，非洲和俄罗斯将扮演重要的角色。预计2020年我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超过60%，其中60%以上来自于中东，而且依然是以海上运输为主，至少50%的运输任务由外籍油轮承担，因此，我国石油进口风险将较大。未来我国的天然气进口主要依赖于周边国家，天然气贸易变化对我国能源安全的影响相对较小。
我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受干扰，海外油气资源利用空间减小。近年来，美、俄、日、印等国在国际石油市场上有意干扰我国油气企业海外投资，对我国开拓海外油气资源和建立能源安全保障体系极为不利。目前世界前20名油气企业已垄断全球已探明优质石油储量的80%以上，我国在海外可利用的有利油气资源空间将减小。
拉美地区加强油气资源控制，我国油气企业投资收益面临较大风险。拉美地区是我国实施石油安全“多元化”战略的重点区域之一，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厄瓜多尔三国先后宣布调整石油政策，对我国在该地区的油气资源投资形成了较大的冲击。传统的能源领域国际合作模式受到影响，我国油气企业在高税收和不拥有资源控制权的情况下，确保投资收益将面临较大的风险。
国际环境公约制约煤炭利用方式，我国能源安全成本增加。IPCC研究报告表明，工业革命以来化石能源利用排放的大量温室气体，是导致全球变暖的主要原因，减少化石能源的利用和采用减排技术是减缓全球变暖的有效途径。国际环境公约的实施，将对化石能源尤其是煤炭利用方式产生较大影响。对我国来说，在“后京都”时代，要改善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结构和煤炭利用方式，将付出巨大的成本。
完善我国石油储运体系。增强海洋油轮的运输能力，逐步实现“国油国运”；加强石油战略储备配套设施建设，增加国家储备和商业储备能力。
发展我国石油市场体系。建立石油期货市场，发挥我国在原油定价上的“话语权”，规避东北亚国家原油进口的“亚洲溢价”；建立石油市场信息系统，及时发布产量、库存、价格等重要信息，避免局部油荒事件的发生。
健全能源国际合作体系。加强与能源出口国的合作，获得海外油气田的“权益油气”；开展与能源进口国的合作，联手开发国际能源资源，实现双赢；推动与国际能源署的全面合作，分享其在能源技术、石油储备、市场信息、危机政策等方面的优势。
抑制高耗能行业过快增长，加快发展第三产业。近年来的数据表明，当经济增速大于10%时，工业增速要高于第三产业增速1个百分点以上；而且经济增速越高，工业与第三产业的增速差距就越大。当经济增速小于10%时，工业和第三产业的增速差异较小。从工业内部结构来看，在工业增速过高的情况下，与土木、建筑相关联的高耗能行业增长会更快，单位GDP能耗难以迅速下降。
抑制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改善投资消费比例关系。根据近年来的数据，当经济增速大于10%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要明显高于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10个百分点以上，造成投资消费比例关系失调。我们的研究表明，单位投资额带动的能源需求量要比单位居民消费额带动的能源需求量高出25%左右。从总量上来看，投资增速过快于消费增速，往往不利于节能降耗。从投资结构来看，在投资增速过高的情况下，对钢铁、有色、建材等高耗能产品的需求增长会更快，使能源需求增长过快。
制定和实施石油进口战略时，应充分考虑进口来源风险。重视发展同新兴石油出口国的合作关系，通过市场和外交手段规避进口风险，尽可能增加进口来源数量，有针对性地增加和减少一些地区的进口量，逐步实现石油进口渠道多样化。目前我国石油进口主要来自于中东、西非、东南亚等30多个国家，远低于美国从60多个国家进口石油。未来应逐步增加俄罗斯、里海地区的石油进口，以降低海上石油运输的比重，减少石油进口的供应风险。
通过设立专项投资基金、财政补贴、优惠贷款、税收减免等灵活的融资政策，加大对可再生能源技术研发的投入力度，推动可再生能源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发达国家能源消费结构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较高，尤其是可再生能源发电的份额较高，而且特别重视新技术的示范和推广，通过形成产业体系来支持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我国可再生能源产业化进程受政策、市场、技术等因素的约束较多，应进一步统筹规划，大力推进风力发电产业化；破除政策壁垒，加速太阳能光伏产业化进程。
能源投融资是实现国家能源战略的重要手段。今后五十年能源投资强度（能源投资占GDP的比重）应保证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2020年前能源投资强度应保持在3%以上。
加强能源投融资规划，注重能源产业链投资的协调和上下游投资的匹配。加强能源投融资的宏观管理和统筹规划，协调能源投资与经济发展周期的节奏；对能源投融资实行总量监控，向社会发布能源投资需求的预测结果，引导资金流向能源产业链中的薄弱环节。
重视大型能源企业在国家能源战略实施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引导大型能源企业处理好企业利益与国家利益、近期利益与长远利益的关系，充分利用财务杠杆，以多种形式募集更多资金，在新能源和新技术的研发上加大投资力度，在国家长期能源战略的实施过程中担当主要角色。
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 能源与环境政策研究中心